有个人，关于他的生身父母和出生日期有好几种说法，而且一开始他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直到能在社会上大显身手了，他才有了自己的名分。再以后，虽然人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时地请他出来救局，同时经常在暗地里采纳他的主张，但总的说来，他已经退居二线，经常处于一种不得志的状态了。—— 这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家思想。
人们公认，道家思想是老子创立的，他的思想集中在一部五千字的著作——《道德经》中。鉴于老子的崇高地位，后来道家学派的宗教形式——道教将其尊称为太上老君。然而这位太上老君的生活年代和身份却是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定论。有人说他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孔子曾多次向他请教；有人说他是楚国的老莱子，曾以孝闻名天下；又有人说他是战国早期的太史儋，曾与关尹在函谷关相会；还有些儒家的狂热支持者认为它比道家的另一位巨擘——庄子生活的年代还要晚。不过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已经完全证明，《道德经》这部伟大的著作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经开始有了广泛的流传，后来虽经多次修改，但在大体上保持了原貌。
在《道德经》流传的过程中，当时的人从中汲取了智慧和营养，又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主张“为我”追求个性自由的杨朱学派，有试图以水为基本要素构筑宇宙模式的关尹学派，有主张以道生法热衷于政治的黄老学派，有主张逍遥自在追求精神自由的庄子学派等。他们和当时的儒家学派、墨家学派、名家学派、法家学派等互相争论、互相影响，呈现出一幅“道术为天下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场面。
不过，与儒家、墨家等不同，虽然在《道德经》的影响下出现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个统一的概念。所以说到当时的显学时，只提儒墨两家，不提道家。
杨朱学派和庄子学派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在当时，声势最为浩大影响最为持久的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黄老学派。它分为南北两个流派，南方黄老学派的思想主要反映在《文子》（汉简残本）、《黄帝四经》、《鹖冠子》等著作中，而北方黄老学派集中在齐地的稷下学派中，其思想主要反映在《管子》这部著作中。在吕不为主政秦国期间，又有一大批黄老学派的人物来到秦国，他们配合吕不韦，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吸收了儒墨名法学派的诸多主张，成就了一部辉煌的巨著——《吕氏春秋》。
紧随着百家思想融合的，是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不过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实行的并非是黄老思想，更不是后来风风光光的儒家，而是黄老道家的孽子——法家思想，它主张“禁绝百家，以吏为师”，使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一些思想的星火还在民间保存。
法家思想的严酷直接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在接下来的另一个朝代——汉朝建立后不久，当时的丞相曹参从稷下黄老学派的发源地——齐地，找到了黄老思想的星火，并将其引向全国，成为了当时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
在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长期战乱带来的创伤很快愈合，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开始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第一次提出了道家的概念，使道家思想有了自己正式的名称。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他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所说的道家其实主要指黄老学派，后来，人们进一步拓展这个概念，把所有在《道德经》影响下形成的思想流派，如杨朱学派、关尹学派、庄子学派、黄老学派等，统统归入道家的行列，使道家思想呈现出斑驳芜杂的特点，这也是许多道家思想被归入杂家的原因。
在文景之治的末期，还出现了道家思想巅峰性的著作——《淮南子》。另外，司马迁的《史记》也渗透了浓厚的黄老道家的思想，由于“无为而治”带来的繁荣，司马迁还空前绝后地讨论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的精神。
不过，当时黄老思想成为主流，是建立在天子、诸侯和军功阶层三权分立、皇权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基础上的。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势力大大削弱、军功阶层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权力膨胀起来的皇帝，再也无法容忍黄老道家“清静自然”的约束，于是，主张尊君隆礼的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这样的局面此后延续了将近两千年。
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当声势浩大的黄老思潮在统治者那里变为地下暗河后，春秋战国发展起来的理性精神暂时遇到了挫折，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儒家宣扬的“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气氛中。与此相适应，民间道家思想也向神秘主义方向发展，并在吸收了许多儒家和墨家的思想的基础上，和先秦时就已广泛存在的神仙方术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
道教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与汉末农民起义有关。这次起义主要是以道教的两个重要派别——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为依托发动的。最后，太平道被镇压，而五斗米道被曹操招安。于是道教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与此相反，一些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更愿意从理性的角度探讨问题。王充首先在他的杰作——《论衡》一书中，对蔓延于整个社会的神秘主义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不久，这种怀疑思想在魏晋时期就变成了一种名为玄学的思潮，整个知识界都开始思考自然人性和儒家名教之间的关系，王弼主张双向转化、儒道会通；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阮籍和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接下来的郭象虽然仍主张调和儒道矛盾，但他的独化论使道家思想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另外，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鲍敬言的无君论、伪托战国时列子所写的《列子》以及稍晚一些出现的《黄帝阴符经〉也是这一时期道家思想的重要成就之一。
在玄学思潮的推动下，追求精神自由的庄子思想重新复活，成了后世人们心目中道家思想的正统。整个社会开始推崇那些放浪形骸的清谈之士。这既产生了空谈误国的负效应，又大大提高了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体现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自觉。不但为当时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还推动了当时科技和文化艺术的飞跃发展，使魏晋南北朝时代成为一个文化艺术极为灿烂的时代。
玄学思潮过后，道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已不复存在，它更多的是依托其宗教形式——道教存在和发展，并通过儒释道融合的方式附体还魂（即附着在理学禅宗等的身上，表现出道家思想的灵魂）。
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也受外来宗教——佛教的刺激，道教在这一时期向上层和精致化方向发展，其杰出的代表人物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一书中，提出以道为内 ，以儒为外，使神仙方术与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的教义，从而为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从东晋后期至南北朝时代，中国南北方都出现了由门阀士族道教徒发起的道教改革活动，道教的经典、教义、教规和教派组织得到改造和充实发展 ，以重视经典科教和神仙方术为主要宗旨的上清派、灵宝派 、新天师道、楼观道等新兴道派相继出现，成为道教发展的主流。新兴道派得到官方统治者的承认，为后来儒释道三教鼎立并盛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唐宋两朝，官方对道教极为尊崇，道教享有国教的称号。官方主持多次编修《 道藏》，研究道经和教义、科仪的学者纷纷涌现，对道教学术文化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成玄英对老庄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和其提出的重玄之道、司马承祯的《坐忘论》、谭峭的《化书》、《无能子》的无君论、陈抟的太极图、张伯端的内丹术、邓牧的《伯牙琴》均是当时道家道教思想的重要成果。到了南宋金元对峙时期，道教内部发生重大变革，新兴道派纷纷涌现。这些道派在教义上的共同特点是倡导三教合一，鼓吹儒释道教同源一致。元朝统一之后，南北各道派重新组合，形成以内丹为主的全真道和符箓为主的正一道两大派系，流传至今。
明清以后直到现在，道教趋于衰落，社会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近代各种打击封建迷信的活动，对道教伤害最为严重。在这期间。除了《菜根谭〉、傅山的启蒙思想和诸子学、陈撄宁的仙道学说和萧天石的学说值得一提外，道教教义、教制总的说来无大发展，但道教思想却进一步通俗化，流传于广大社会。被道士们加以通俗解释的内丹术，传向社会各界，在儒士中影响尤深。
道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虽然玄学思潮过后，道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已不复存在，但它对统治者、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却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对统治者而言，道家黄老术是他们治国的秘技之一。在许多明君身上，都可以看到黄老思想的影子，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都曾专门给《道德经》作注，虽然他们经常从法家的角度歪曲老子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无一不是黄老思想的产物，而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以及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无一不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当然，统治者施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时，一般严格地限定在经济文化方面，至于政治领域，除了明末清初社团组织比较活跃外，民间政治力量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发展。这一局面甚至延续到了今天。
道家思想中，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是老庄学派的思想。这也是后世人们心目中道家思想的正统。对那些想在古代专制社会中保持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如陶渊明、李白等，老庄思想是他们最好的安身立命之所；对那些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巨人，如王充、李贽、黄宗羲等，道家思想是他们批判社会的有力武器；对那些暂时受挫的官场人士，如柳宗元、苏东坡等，道家思想是他们最好的安慰剂，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困则独善其身”是也。另外，道家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艺术创作，使之表现出独特的简练含蓄的民族风格。道家思想还对理学和禅宗思想的兴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对世俗社会而言，追求长生不老的道教更具有吸引力。道教不但给了千千万万的人以宗教上的安慰，还通过其宗教活动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许多道士如魏征、陈抟、刘伯温还积极参与政治，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教对我国古代科技的贡献无人能及，就连先秦最具科学精神的墨家思想也是靠道教保存下来的。中医、火药、天元术是道教最具代表性的科学成就。道教音乐融我国民间音乐和西域特色于一身，被誉为仙曲和民族音乐的瑰宝。至于伴随修炼养生实践和探索发展起来的道教气功和武术，今天则已风靡世界。道教教团对文献典籍、文物古迹的保护也不容忽略。仅以哲学为例，道教经典《道藏》中不仅收有全部道家哲学著作及其注本，而且还收有儒家外诸子百家著作，如《韩非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墨子》，《鬼谷子》、《淮南鸿烈解》等法、名、墨、纵横、杂等诸家文献。可以说，《道藏》不仅是道教的宝藏，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藏。此外，民间的许多风俗也深受道教的影响。
16世纪，《老子》一书开始传至西方，并对西方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不少著名学者把自己的科学发现归功于老子这个东方圣人的启示。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量子力学创始人波尔、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都对道家思想青睐有加，尼采评论《道德经》一书说：“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入汲桶，垂手可得。”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说：“1943年，我在美国认识爱因斯坦。他书架上的书并不多，但有一本很吸引我，是老子的《道德经》德文译本。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大多喜欢老庄哲学，崇尚道法自然。”
今天，在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在悄悄兴起一股“老子热”。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老子《道德经》的发行量，在欧洲和世界各地仅次于《圣经》。连冰岛这样地广人稀的岛国都有两种以上的译本。在德国，《道德经》一书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在奥地利、瑞士等国，许多有文化素养的人士，常常把《道德经》赠送给儿女作为结婚的贺礼。美国前总统里根 1988年在“国情咨文”讲话中说：“中国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从此，《道德经》身价倍增，有8个出版社争相出版该书。
在近代中国，道家思想也出现了复活的迹象，魏源、严复、胡适、殷海光等人都曾对道家思想推崇有加，王国维的《人间词语》以庄学忘我之境阐发诗词创作的境界说，此说引人入胜，历久弥新。沈从文、鲁迅、林语堂等人受过道家思想深刻地影响。抗战期间，金岳霖就在《论道》等书中，将原始道家所创发的概念，如无极太极、动静、无有、混沌等范畴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全新地改变了传统形上道论的内涵和面貌。汤用彤和蒙文通从严格的学院式的论著中，重建道家在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还有一些影响更为广大的儒道兼容的哲学家，如冯友 、熊十力，他们一向被视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其哲学理论的内涵实际上主要是凭藉道家来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