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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25, 2011

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 禅宗:静默的哲学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
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除佛教经典的教义外,还有“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
义,从释迦牟尼佛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据说已经是第二十八代。达摩于梁武帝时,
约520—526年,到中国,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禅宗传述的宗系
达摩将心传传给慧可(486—593年),为中国禅宗二祖。如此传到五祖弘忍(605—675 年),他有两个大弟子,分裂为南北二宋。神秀(706年卒)创北宗,慧能(638—713)创南宗。南宗不久超过了北宗,慧能被认为六祖。禅宗后来一切有影响的派别,都说它们是慧能的弟子们传下来的(参见道原《传灯录》卷一)。 这种传述的早期部分可靠到什么程度,是很可怀疑的,因为还没早于十一世纪的文献支持它。本章的目的不是对这个问题作学术的考证。只说这一点就够了:现在并没有学者认真看待这种传述。因为中国禅宗的理论背景,早已有人如僧肇、道生创造出来了,这在前一章 已经讲了。有了这种背景,禅宗的兴起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在用不着把神话似的菩提达摩看作它的创始人。 可是,神秀和慧能分裂禅宗,却是历史事实。北宗与南宗的创始人的不同,代表性宗与空宗的不同,如前一章 描述的。这可以从慧能自序里看出来。从这篇自序我们知道慧能是今广东省人,在弘忍门下为僧。自序中说,有一天弘忍自知快要死了,把弟子们召集在一起,说现在要指定一个继承人,其条件是写出一首最好的“偈”,把禅宗的教义概括起来。当下神秀作偈云: 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针对此偈,慧能作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据说弘忍赞赏慧能的偈,指定他为继承人,是为六祖(见《六祖坛经》卷一)。 神秀的偈强调宇宙的心,即道生所说的佛性。慧能的偈强调僧肇所说的无。禅宗有两句常说的话:“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神秀的偈表现了前一句,慧能的偈表现了后一句。
第一义不可说
后来禅宗的主流,是沿着慧能的路线发展的。在其中,空宗与道家的结合,达到了高峰。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禅宗谓之为“第一义”。我们在前一章 已经知道,在第三层次,简直任何话也不能说。所以第一义,按它的本性,就是不可说的。文益禅师(958年卒) 《语录》云:“问:‘如何是第一义?’师云;‘我向尔道,是第二义。’” 禅师教弟子的原则,只是通过个人接触。可是有些人没有个人接触的机会,为他们着想,就把禅师的话记录下来,叫做“语录”。这个做法,后来新儒家也采用了。在这些语录里,我们看到,弟子问到佛法的根本道理时,往往遭到禅师一顿打,或者得到的回答完全是些不相干的话。例如,他也许回答说,白菜值三文钱。不了解禅宗目的的人,觉得这些回答都是顺口胡说。这个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让他的弟子知道,他所问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他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他也就明白了许多东西。 第一义不可说,因为对于“无”什么也不能说。如果把它叫做“心”或别的什么名字,那就是立即给它一个定义,因而给它一种限制。像禅宗和道家说的,这就落入了“言筌”。马祖(788年卒)是慧能的再传弟子,僧问马祖:“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将如何?’曰:‘非心非佛。’”(《古尊宿语录》卷一)又,庞居士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同上)一口吸尽西江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马祖以此暗示,所问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事实上,他的问题也真正是不可回答的。因为不与万物为侣者,即超越万物者。如果真地超越万物,又怎么能问他“是什么人”呢? 有一些禅师,用静默来表示无,即第一义。例如,慧忠国师(775年卒)“与紫磷(无此字:ocr)供奉论议。既升座,供奉曰:‘请师立义,某甲破。’师曰:‘立义竟。’供奉曰:‘是什么义?’曰:‘果然不见,非公境界。’便下座。”(《传灯录》卷五)慧忠立的义,是静默的义。他无言说,无表示,而立义,其所立正是第一义。关于第一义,或 “无”,不可以有任何言说,所以表示第一义的最好方法是保持静默。 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切佛经都与第一义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所以,建立临济宗的义玄禅师(866年卒)说:“你如欲得如法见解,但莫授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始得解脱。”(《古尊宿语录》卷四)
修行的方法
第一义的知识是不知之知;所以修行的方法也是不修之修。据说马祖在成为怀让(744 年卒)弟子之前,住在衡山(在今湖南省)上。“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怀让“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作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成镜?’师云:‘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古尊宿语录》卷一)马祖闻言大悟,于是拜怀让为师。 因此照禅宗所说,为了成佛,最好的修行方法,是不作任何修行,就是不修之修。有修之修,是有心的作为,就是有为。有为当然也能产生某种良好效果,但是不能长久。黄檗 (希运)禅师(847年卒)说:“设使恒沙劫数,行六度万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为属因缘造作故。因缘若尽,还归无常。”(《古尊宿语录》卷三) 他还说:“诸行尽归无常。势力皆有尽期。犹如箭射于空,力尽还坠。都归生死轮回。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虚受辛苦,岂非大错?”(同上) 他还说:“若未会无心,著相皆属魔业。……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来所说,皆是化人。犹如黄叶为金钱,极止小儿啼。……但随缘消旧业,莫更造新殃。”(同上) 不造新业,并不是不作任何事,而是作事以无心。因此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以无心作事。这正是道家所说的“无为”和“无心”。这就是慧远的理论的意思,也可能就是道生的 “善不受报”义。这种修行方法的目的,不在于作事以求好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本身可能有多么好。无宁说它的目的,在于作事而不引起任何结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引起任何结果,那么在他以前积累的业消除净尽以后,他就能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盘。 以无心作事,就是自然地作事,自然地生活。义玄说:“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尊宿语录》卷四) 有些人刻意成佛,却往往不能顺着这个自然过程,原因在于他们缺乏自信。义玄说:“如今学者不得,病在甚处?病在不自信处。你若自信不及,便茫茫地徇一切境转,被它万境回换,不得自由。你若歇得念念驰求心,便与祖佛不别。你欲识得祖佛么?只你面前听法的是。”(同上) 所以修行的道路,就是要充分相信自己,其他一切放下,不必于日用平常行事外,别有用功,别有修行。这就是不用功的用功,也就是禅师们所说的不修之修。 这里有一个问题:果真如以上所说,那么,用此法修行的人,与不作任何修行的人,还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后者所作的,也完全是前者所作的,他就也应该达到涅盘,这样,就总会有一个时候,完全没有生死轮回了。 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虽然穿衣吃饭本身是日用平常事,却不见得做起来的都是完全无心,因而没有任何滞着。例如,有人爱漂亮的衣服,不爱难看的衣服,别人夸奖他的衣服他就感到高兴。这些都是由穿衣而生的滞着。禅师们所强调的,是修行不需要专门的行为,诸如宗教制度中的礼拜、祈祷。只应当于日常生活今无心而为,毫无滞着;也只有在日用寻常行事中才能有修行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努力,其目的是无须努力;需要有心,其目的是无心;正像为了忘记,先需要记住必须忘记。可是后来时候一到,就必须抛弃努力,达到无须努力;抛弃有心,达到无心;正像终于忘记了记住必须忘记。 所以不修之修本身就是一种修,正如不知之知本身也是一种知。这样的知。不同于原来的无明;不修之修,也不同于原来的自然。因为原来的无明和自然,都是自然的产物;而不知之知,不修之修,都是精神的创造。
顿悟
修行,不论多么长久,本身只是一种准备工作。为了成佛,这种修行必须达到高峰,就是顿悟,如在前一章 描述的,好比飞跃。只有发生飞跃之后才能成佛。 这样的飞跃,禅师们常常叫做“见道”。南泉禅师普愿(830年卒)告诉他的弟子说: “道不属知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岂可强是非也。”(《古尊宿语录》卷十三)达道就是与道同一。它如太虚廓然,也不是真空;它只是消除了一切差别的状态。 这种状态,禅师们描写为“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后两句最初见于《六祖坛经》,后来为禅师们广泛引用,意思是,只有经验到经验者与被经验者冥合不分的人,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在这种状态,经验者已经抛弃了普通意义上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假定有知者与被知者的区别。可是他又不是无知,因为他的状态不同于南泉所说的无记。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知。 一个人若到了顿悟的边缘,这就是禅师最能帮助他的时刻。一个人即将发生这种飞跃了,这时候,无论多么小的帮助,也是重大的帮助。这时候,禅师们惯于施展他们所谓“棒喝”的方法,帮助发生顿悟的一跃。禅宗文献记载许多这样的事情:某位禅师要他的弟子考虑某个问题,然后突然用棒子敲他几下,或向他大喝一声。如果棒喝的时机恰好,结果就是弟子发生顿悟。这些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施展这样的物理和生理动作,震动了弟子,使他发生了准备已久的心理觉悟。 禅师们用“如桶底子脱”的比喻,形容顿悟。桶底子脱了,则桶中所有之物,都顿时脱出。同样地,一个人顿悟了,就觉得以前所有的各种问题,也顿时解决。其解决并不是具体地解决,而是在悟中了解此等问题,本来都不是问题。所以悟后所得之道,为“不疑之道”。
无得之得
顿悟之所得,并不是得到什么东西。舒州禅师清远(1120年卒)说:“如今明得了,向前明不得的,在什么处?所以道,向前迷的,便是即今悟的;即今悟的,便是向前迷的。” (《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在前一章 我们已经知道,按僧肇和道生的说法,真实即现象。禅宗有一句常用的话;“山是山,水是水。”在你迷中,山是山.水是水。在你悟时,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禅师们还有一句常说的话:“骑驴觅驴。意思是指,于现象之外觅真实,于生死轮回之外觅涅盘。舒州说:“只有二种病,一是骑驴觅驴,一是骑驴不肯下。你道骑却驴了,更觅驴,可杀,是大病。山僧向你道,不要觅。灵利人当下识得,除却觅驴病,狂心遂息。 “既识得驴了,骑了不肯下,此一病最难医。山僧向你道,不要骑。你便是驴,尽山河大地是个驴,你作么生骑?你若骑,管取病不去。若不骑,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时去,心下无一事,名为道人,复有什么事?”(同上)若以为悟后有得,便是骑驴觅驴,骑驴不肯下。 黄檗说:“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安嘴。”(《古尊宿语录》卷三)只要悟了,则尽是佛事,无地无佛。据说有个禅僧走进佛寺,向佛像吐痰。他受到批评,他说:你指给我无佛的地方吧!(见《传灯录》卷二十七) 所以在禅宗看来,圣人的生活。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圣人作的事,也就是平常人作的事。他自迷而悟,从凡入圣。入圣之后,又必须从圣再入凡。禅师们把这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象征着悟的成就的顶点。更进一步,意谓既悟之后,圣人还有别的事要作。可是他所要作的,仍然不过是日用平常的事。就像南泉说的:“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履。”(《古尊宿语录》卷十二) 虽然圣人继续生活在这里,然而他对那边的了解也不是白费。虽然他所作的事只是平常人所作的事,可是对于他却有不同的意义。如百丈禅师怀海(814年卒)所说:“未悟未解时名贪嗔(无此字:ocr),悟了唤作佛慧。故云;‘不异旧时人,异旧时行履处。”(《古尊宿语录》卷一)最后一句,看来一定有文字上的讹误。百丈想说的显然是:“只异旧时人,不异旧时行履处。” 人不一样了,因为他所作的事虽然也是其他平常人所作的事,但是他对任何事皆无滞着,禅宗的人常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著衣,未曾接著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三,卷十六)。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还有另外一句常说的话:“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传灯录》卷八)我们可以问: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为什么“事父事君”就不是妙道?如果从以上分析的禅宗的教义,推出逻辑的结论,我们就不能不作肯定的回答。可是禅师们自己,没有作出这个合乎逻辑的回答。这只有留待新儒家来作了,以下四章 就专讲新儒家。

Wednesday, January 19, 2011

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中国佛学的建立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它传入以后,它就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因素,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方面有其特殊影响。

佛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传入的确切年代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历史家们仍未解决,大概是发生在公元一世纪上半叶。传统的说法是在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时,但是现在有证据说明在明帝以前在中国已经听说有佛教了。尔后佛教的传播是一个漫长而逐步的过程。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在公元一、二世纪,佛教被人认为是有神秘法术的宗教,与阴阳家的和后来道教的神秘法术没有多大不同。 在二世纪,有一个说法是,佛不过是老子弟子而已,这个说法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了。这个说法是受到《史记·老子列传》的启发,其中说老子晚年出关,“莫知其所终”。道家中的热心人就这句话大加发挥,创作了一个故事,说老子去到西方,到达印度,教了佛和其他印度人,总共有二十九个弟子。这个说法的含意是,佛经的教义不过是《道德经》即《老子》的外国变种罢了。 在三、四世纪,比较有形上学意义的佛经,翻译的更多了,对佛学的了解也进了一步。这时候认为,佛学很像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而不像道教。佛学著作往往被人用道家哲学的观念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叫做“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 这样的方法、当然不会准确,容易造成曲解。于是在五世纪、这时候翻译的佛经大量地迅速地增加了,这才坚决不用类比解释了。可是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五世纪的佛学大师,甚至包括印度来的鸠摩罗什在内,继续使用道家的术语,诸如“有”、“无”、“有为”、“无为”,来表达佛学的观念。这样做与类比解释不同,后者只是语词的表面相似,前者则所用语词与其表达的观念有内在联系。所以从这些著作的内容来判断,作者们继续使用道家术语,并没有造成对佛学的误解或曲解,倒是造成印度佛学与道家哲学的综合,导致中国形式的佛学的建立。 这里必须指出:“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二者所指的不一定是一回事,即不一定是同义语。因为佛教中有些宗派,规定自己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不发生接触。相宗,又称唯识宗,就是一个例子。相宗是著名的到印度取经的玄奘(596— 664年)引进中国的。像相宗这样的宗派,都只能叫做“在中国的佛学”。它们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它们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国的精神的发展中,简直没有起作用。 “中国的佛学”则不然,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往后我们将会看到,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佛学的一般概念
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有些人为佛经的汉译作了巨大的努力。小乘、大乘的经文都翻译过来了,但是只有大乘在中国的佛学中获得永久的地位。 总地说来,大乘佛学对中国人影响最大者是它的宇宙的心的概念,以及可以称为它的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对这些进行讨论之前,必须首先考察一下佛学的几个一般概念。 虽说佛教有许多宗派,每个宗派都提出了某些不同的东西,可是所有的宗派一致同意,他们都相信“业”的学说。业,通常解释为行为,动作。但是业的实际含义更广,不只限于外部的行动,而且包括一个有情物说的和想的。照佛学的说法,宇宙的一切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有情物的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他的心的表现。不论何时,他动,他说,以至于他想,这都是他的心做了点什么,这点什么一定产生它的结果,无论在多么遥远的将来。这个结果就是业的报应。业是因,报是果。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连串的因果造成的。 一个有情物的今生,仅只是这个全过程的一个方面。死不是他的存在的终结,而只是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方面。今生是什么,来自前生的业;今生的业,决定来生是什么。如此,今生的业,报在来生;来生的业,报在来生的来生;以至无穷。这一连串的因果报应,就是 “生死轮回”。它是一切有情物的痛苦的主要来源。 照佛学的说法,这一切痛苦,都起于个人对事物本性的根本无知。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所以是虚幻的,暂时的,可是无知的个人还是渴求它们,迷恋它们。这种根本无知,就是“无明”。无明生贪嗔痴恋;由于对于生的贪恋,个人就陷入永恒的生死轮回,万劫不复。 要逃脱生死轮回,唯一的希望在于将“无明”换成觉悟,觉悟就是梵语的“菩提”。佛教一切不同的宗派的教义和修行,都是试图对菩提有所贡献。从这些对菩提的贡献中,个人可以在多次再生的过程中,积累不再贪恋什么而能避开贪恋的业。个人有了这样的业,其结果就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叫做“涅盘。 那么,涅盘状态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呢?它可以说是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同一,或者说与所谓的佛性的同一;或者说,它就是了解了或自觉到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固有的同一。他是宇宙的心,可是以前他没有了解或自觉这一点。佛教的大乘宗派,中国人称作性宗的,阐发了这个学说。(在性宗中,性和心是一回事。)在阐发之中,性宗将宇宙的心的观念引入了中国思想。所以性宗可译为SchoolofUniversalMind(“宇宙的心”宗)。 佛教大乘的其他宗派,如中国人称为空宗,又称为中道宗的,却不是这样描述涅盘的。它们的描述方法,我称之为负的方法。
二谛义
中道宗提出所谓“二谛义”,即二重道理的学说:认为有普通意义的道理,即“俗谛”;有高级意义的道理,即“真谛”。它进一步认为,不仅有这两种道理,而且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于是低一层次的真谛,在高一层次就只是俗谛。此宗的大师吉藏(549—623 年),描述此说有如下三个层次的“二谛”: (l)普通人以万物为实“有”,而不知“无”。诸佛告诉他们,万物实际上都是 “无”,“空”。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这是俗谛;说万物是“无”,这是真谛。 (2)说万物是“有”,这是片面的;但是说万物是“无”,也是片面的。它们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给人们一个错误印象:“无”只是没有了“有”的结果。殊不知事实上是, “有”同时就是“无”。例如,我们面前的桌子,要表明它正在停止存在,并不需要毁掉它、事实上。它无时无刻不是正在停止其存在。其原因在于,你开始毁桌子,你所想毁的桌子已经停止存在了。此一刻的桌子不再是前一刻的桌子了。桌子只是看着好像前一刻的桌子。因此在二谛的第二层次上,说万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同样是俗谛。我们只应当说,不片面的中道,在于理解万物非有非无。这是真谛。 (3)但是,说“中道”在于不片面(即非有非无),意昧着进行区别。而一切区别的本身就是片面的。因此在第三层次上,说万物非有非无,说“不片面的中道”即在于此,这些说法又只是俗谛了。真谛就在于说:万物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中道不片面,而又非不片面(说见《二谛章》卷上,载《大藏经》卷四十五)。 由以上所用的“有”“无”二字,当时的思想家可以看出或者感到,佛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与道家讨论的中心问题,有相似之处,都是突出“有,无”二宇。当然,一深入分折,就知道这种相似在某些方面是表面的相似;可是,在道家将“无”说成“超乎形象”,佛家将“无”说成“非非”的时候,却是真正的相似。 还有一个真正相似之处:佛教此宗与道家所用的方法,以及用这种方法所得的结果,都是相似的。这种方法是,利用不同的层次,进行讨论。一个层次上的说法,马上被高一层次上的说法否定了。我们在第十章 已经看到,《庄子·齐物论》所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它就是以上刚才讨论的方法。 一切都否定了,包括否定这个“否定一切”,就可以达到庄子哲学中相同的境界,就是忘了一切,连这个“忘了一切”也忘了。这种状态,庄子称之为“坐忘”,佛家称之为“涅盘”。我们不可以问佛教此宗,涅盘状态确切地是什么,因为,照它说的,达到第三层次的真谛,就什么也不能说了。
僧肇的哲学
公元五世纪,在中国的佛教此宗大师之一是鸿摩罗什。他是印度人,出生的国家则在今新疆省内。他于401年到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在此定居,直到413年逝世。在这十三年中,他将许多佛经译为汉文。教了许多弟子,其中有些人很出名,很有影响。这一章 只讲他的两个弟子:僧肇和道生。 僧肇(384—414年),京兆(今西安附近)人。他先研究老庄,后来成为鸽摩罗什弟子。他写了几篇论文,后人辑成一集,称为《肇论》。《肇论》第二论是《不真空论》,其中说:“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见《大藏经》卷四十五) 《肇论》的第一论题为《物不迁论》,其中说:“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放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同上) 意思就是说,万物每刻都在变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存在的任何事物,实际上是这个时刻的新事物,与过去存在的这个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物不迁论》中还说:“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梵志每时每刻存在着。此刻的梵志不是从过去来的梵志;过去的梵志,不是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梵志。从每物每时变化来看,我们说有动而无静;从每物此时尚在来看,我们说有静而无动。 僧肇的理论,具体化了第二层次的二谛。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是静,说万物是无是动,都是俗谛。说万物非有非无,非动非静,是真谛。 僧肇还提出了论证,具体化了第三层次即最高层次的二谛。这些论证见于《肇论》的《般若无知论》。僧肇把“般若”描写成圣智,可是他又说圣智实际上是无知。因为要知某一事物,就要选出这个事物的某一性质,以此性质作为知的对象。但是圣智是要知“无”,它“超乎形象”,没有性质,所以“无”根本不能成为知的对象。要知“无”,只有与 “无”同一。这种与“无”同一的状态,就叫做涅盘。涅盘和般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正如涅盘不是可知之物,般若是不知之知(说见《般若无知论》,载《大藏经》卷四十五)。所以在第三层次上,什么也不能说,只有保持静默。
道生的哲学
僧肇三十岁就死了,否则他的影响会更大。道生(434年卒),钜鹿(今河北省西北部) 人,寓居彭城(在今江苏省北部),与僧肇在鸿摩罗什门下同学。他学识渊博,颖悟而雄辩,据说讲起佛学来,顽石为之点头。晚年在庐山讲学,庐山是当时佛学中心,高僧如道安(385 年卒)、慧远(416年卒)都在那里讲过学。道生提出许多理论,又新又革命,曾被一些保守的和尚赶出了南京。 道生提出的理论中,有“善不受报”义,原文已失传。僧(518年卒)编的《弘明集》,收有慧远的《明报应论》,这篇论文可能代表道生观点的某些方面,因为它也讲善不受报。其总的思想是,将道家“无为”、“无心”的观念应用于形上学。无为的意思并不是真正无所作为,而是无心而为。只要遵循无为、无心的原则,对于物也就无所贪恋迷执。即使从事各种活动,也是如此。既然“业”而受报,是由于贪恋和迷执,现在没有贪恋和迷执,当然 “业”不受报了(《弘明集》卷五,载《大藏经》卷五十二)。慧远的这个理论,无论与道生原意是否相同,也是道家理论向佛家形上学的扩展。道家的“无为”、“无心”原来只有社会伦理的意义,进入了佛学就有形上学的意义了,这一点是很有趣的。由此看来,它确实是中国佛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后来的禅宗就是遵循这个发展而发展的。 道生提出的理论中,还有“顿悟成佛”义,原文亦失传,谢灵运(433年卒)的《辩宗论》阐述了道生此义。顿悟成佛的理论,与渐修成佛的理论相对立。后者认为,只有通过逐步积累学习和修行、即通过积学,才能成佛。道生、谢灵运都不否认积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积学的工夫不论多么大,也只是一种准备工夫,积学的本身并不足以使人成佛。成佛是一瞬间的活动,就像是跃过鸿沟。要么是一跃成功,达到彼岸,刹那之间完全成佛;要么是一跃而失败,仍然是原来的凡夫俗子。其间没有中间的步骤。 “顿悟成佛”义的理论根据是,成佛就是与“无”同一,也可以说是与宇宙的心同一。由于“无”“超乎形象”,“无”自身不是一“物”,所以无不可能分成一部分、一部分。因此不可能今天修得它的一部分,明天修得它的另一部分。同一,就是与其全体同一。少了任何一点,就不是同一。 关于这个问题,谢灵运与其他人有许多辩论,《辩宗论》都有记载。有个和尚名叫僧维,问道:学者若已经与“无”同一,当然不再说“无”了,但是他若要学“无”,用 “无”除掉“有”,那么,这样学“无”岂不是渐悟的过程吗?谢灵运回答道:学者若仍在 “有”的境界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学,不是悟。当然,学者要能够悟,必须首先致力于学。但是悟的本身一定是超越了“有”。 僧维又问;学者若致力于学,希望借此与“无”同一,他是否会逐渐进步呢?如果不逐渐进步,他又何必学呢?如果是逐渐进步,岂不就是渐悟吗?谢灵运答:致力于学,在压制心中的污垢方面,会有积极效果。这样的压制,好像是消灭了污垢,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只有一旦顿悟,才能“万滞同尽”。 僧维又问:学者若致力于学,能否与“无”暂同呢?如果能够,暂同也胜于完全不同,这岂不就是渐悟吗?谢灵运答:这样的暂同、只是假同。真同在本性上是永久的。把暂同当成真同,就跟把压制心中的污垢当成消灭心中的污垢,是一样的谬误。 《辩宗论》附有道生的《答王卫军书》,这封信完全赞成谢灵运的论点。《辩宗论》载在道宣(596—667)编的《广弘明集》中(卷十八、载《大藏经》卷五十二)。 道生还有一个理论,主张“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盘”(《法华经疏》),即每个有感觉的生物都有佛性,或宇宙的心。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也失传了,他这方面的观点还散见于几部佛经的注疏里。从这些注疏看来,他认为众生都有佛性,只是不认识自己有佛性。这就是“无明”。这种“无明”使之陷人生死轮回。因此他必须首先认识到他有佛性,佛性是他本性里面本有的,然后通过学习和修行,自己“见”自己的佛性。这个“见”便是顿悟,因为佛性不可分,他只能见其全体,或是毫无所见。这样的“见”也就意味着与佛性同一,因为佛性不是可以从外面看见的东西。这个意思就是道生所说的“返迷归极,归极得本”。(《涅盘经集解》卷一)得本的状态,就是涅盘的状态。 但是,涅盘并不是外在于、迥异于生死轮回,佛性也不是外在于、迥异于现象世界。一旦顿悟,后者立刻就是前者。所以道生说:“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远更求之也。斯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实为悟矣。”(语出僧肇《维摩经注》卷七)佛家用“到彼岸”的比喻,表示得涅盘的意思。道生说:“言到彼岸:若到彼岸,便是未到。未到、非末到,方是真到。此岸生死,彼岸捏盘。”(同上,卷九)他还说:“若见佛者,未见佛也。不见有佛,乃为见佛耳。”(同上) 这大概也就是道生的佛无“净土”论的意思。这是他的又一个理论。佛的世界,就正在眼前的这个世界之中。 有一篇论文题为《宝藏论》,传统的说法说是僧肇所作,很可能不是他作的。其中说: “譬如有人,于金器藏中,常观于金体,不睹众相。虽睹众相,亦是一金。既不为相所感,即离分别。常观金体。无有虚谬。喻彼真人,亦复如是。”(《大藏经》卷四十五)意思是说:假设有个人在贮藏金器的宝库内,看见了金器,但是没有注意金器的形状。或者即使注意了金器的形状,他还是认出了它们都是金子。他没有被各种不同的形状所迷感,所以能够摆脱它们的表面区别。他总是看得出它们内含的本质是金子,而不为任何幻象所苦。这个比喻说明了真人是什么。 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出于僧肇;但是作为比喻,后来佛家经常使用。佛性的实在性本身就是现象世界,正如金器的本身就是金子。现象世界之外别无实在性,正如金器之外别无金子。有些人,由于“无明”,只见现象世界,不见佛性的实在性。另有些人,由于觉悟,见到佛性,但是这个佛性仍然是现象世界。这两种人所见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但是觉悟的人所见的,与无明的人所见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就是中国佛学常说的:“迷则为凡,悟则为圣。” 道生的理论中,还有“一阐提人(即反对佛教者)皆得成佛”义。这本是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的逻辑结论。但是这与当时所见的《涅盘经》直接冲突,由于道生提出此义,就将他赶出首都南京。若干年后,当大本《涅盘经》译出后,其中有一段证实了道生此义。慧皎(554 年卒)在道生的传记中写道;“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此语有据;顿悟、不受报等,时亦宪章。”(《高僧传》卷七) 慧皎还告诉我们,道生曾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人理则言息。……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同上)这也就是《庄子》说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庄子·外物》)中国哲学的传统,把用词叫做“言筌”。按照这个传统,最好的言说是“不落言筌”的言说。 我们已经知道,在吉藏“二谛义”中,到了第三层次,简直无可言说。在第三层次,也就没有落入言筌的危险。可是道生说到佛性时,他几乎落入言签,因为他把它说成了 “心”,他给人一种印象:定义的限制还可以加之于它。在这方面,他是受了《涅盘经》的影响,《涅盘经》很强调佛性,所以他接近性宗(“宇宙的心”宗)。 由此可见,在道生时代,已经为禅宗作了理论背景的准备,在下一章 便知其详。可是禅宗的大师们,仍然需要在这个背景上,把本章所讲的各项理论,纳入他们的高浮雕之中。 在以上所说的理论中,也可以发现几百年后的新儒家的萌芽。道生的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论,使我们想起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孟子也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但是孟子所说的“心”、” 性”,都是心理的,不是形上学的。沿着道生的理论所提示的路线,给予心、性以形上学的解释,就达到了新儒家。 “宇宙的心”的观念,是印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哲学中只有 “心”,没有“宇宙的心”。道家的“道”,虽如老子所说,是“玄之又玄”,可是还不是 “宇宙的心”。在本章所讲的时期以后,在中国哲学中,不仅有“心”,而且有“宇宙的心”。

Thursday, January 13, 2011

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新道家:主情派



    在《庄子注》中,向秀与郭象对于具有超越事物差别之心,“弃彼任我”而生的人,作
出了理论的解释。这种人的品格,正是中国的人叫做“风流”的本质。

“风流”和浪漫精神
为了理解“风流”,我们就要转回到《世说新语》(简称《世说》)上。这部书是刘义庆 (403—444年)撰,刘峻(463—521年)作注。魏晋的新道家和他们的佛教朋友,以“清谈” 出名。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世说》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清谈,记载了许多著名的清谈家。这些记载,生动地描绘了三、四世纪信奉“风流”思想的人物。所以自《世说》成书之后,它一直是研究“风流”的主要资料。 那么,“风流”是什么意思?它是最难捉摸的名词之一,要说明它就必须说出大量的含义,却又极难确切地翻译出来。就字面讲,组成它的两个字的意思是“wind(风)和 stream(流)”,这对我们似乎没有多大帮助。虽然如此,这两个字也许还是提示出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意味,这正是“风流”品格的一些特征。 我承认,我还没有懂得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义)或romantic(罗曼谛克)的全部含义,但是我揣摩着,这两个词与“风流”真正是大致相当。“风流”主要是与道家有关。我为什么在本书第二章 说,中国历史上儒家与道家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也是原因之一。 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晋(265—420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朝代的名称,而且由于它们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很不相同,它们还指文学艺术的两种不同风格,以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汉人风度是庄严、雄伟;晋人风度是放达、文雅。文雅也是 “风流”的特征之一。
《列子》的《杨朱》篇
在这里必须首先讲一讲道家著作《列子》的《杨朱》篇。本书第六章 已经说过,这个《杨朱》篇并不代表先秦那个真正的杨朱的思想。现在中国学者认为,《列子》是公元三世纪的著作。所以《杨朱》篇也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著作。它很符合这个时期思想的总趋势,事实上是风流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杨朱》篇中区分了“外”和“内”。这个假冒的杨朱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杨朱》篇有一段虚构了子产与其兄、弟的谈话。子产是公元前六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据说子产治国三年,治得很好,可是其兄、弟不听他的,其兄好酒,其弟好色。 一天,子产对其兄、弟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 其兄、弟回答说:“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篇所说的治内,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任我;所说的治外,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从人。人活着,应当任我,不应当从人。就是说,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道德。用三、四世纪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应当任“自然”。不应当循 “名教”。这一切,新道家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新道家之中仍有主理派与主情派的区别。前者以向郭为代表,强调遵从理性而生;后者以下面讲到的人们为代表,强调任从冲动而生。 任从冲动而生的思想,在《杨朱》篇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此篇有一段是“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即晏婴、管仲,都是先秦的齐国著名政治家,在历史上并不同时)。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 “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往。’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任从冲动而生活
以上《杨朱》篇描写的固然代表晋人精神,但是并不是晋人精神的全部,更不是其中最好的。由以上引文可见,“杨朱”感兴趣的似乎大都是追求肉体的快乐。当然,按照新道家所说,追求这样的快乐,也并不是必然要遭到鄙视。然而,如果以此为唯一目的,毫不理解 “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这就不够“风流”(就“风流”的最好的意义而言)。 《世说》中有刘伶(约221一约300年)的一个故事,他是“竹林七贤”之一。故事说: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昆(无此字:ocr)衣,诸君何为入我昆中!”(《世说·任诞》)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世说》记载了当时“名士”的许多古怪行为。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世说》有一则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访徨,咏左恩《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任诞》) 《世说》另一则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杨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简傲》) 晋人盛赞大名士的体质美和精神美。嵇康(223—262年)“风姿特秀”,人比之为“松下风”,说他“若孤松”,“若玉山”。(《世说·容止》)钟会(225—264年)所闻所见也许就是这些吗。 《世说》另一则说:“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容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任诞》) 他们不交一言,因为他们要欣赏的只是纯粹的音乐美。王徽之要求桓伊为他吹笛,因为他知道他能吹得好;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他能欣赏他所吹的。既然如此,吹完听完以后,还有什么别的要交言呢。 《世说》另一则说;“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言语》) 阮籍(210—263年)、阮咸是叔侄,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世说·任诞》) 支遁(314—366年)对鹤的同情,诸阮对猪的一视同仁,说明他们具有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感觉。要有风流的品格,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要成为艺术家,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现出来。支遁本人也许就不愿意做别人的玩物,他把这种感情投射到鹤的身上了。虽然没有人说他是艺术家,可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正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情的因素
本书第十章 已经讲过,庄子认为圣人无情。圣人高度理解万物之性,所以他的心不受万物变化的影响。他“以理化情”。《世说》记载许多人而无情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谢安(320 —385年)的故事。他任晋朝丞相时,北方的秦国大举攻晋。秦帝亲任统帅,自夸将士之多,投鞭长江,可以断流。晋人大为震恐,但是谢安镇静、寂然,指派他的一个侄儿谢玄,领兵抵抗侵略。公元383年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谢玄赢得决定性胜利,赶走了秦军。最后胜利的消息送到谢安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位朋友下棋。他拆信看了以后,把信搁在一边,和先前一样,继续下棋。这位朋友问前线来了什么消息。谢安还是那样平静,答道:“小儿辈大破贼。”(《世说·雅量》)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的注中,记载了何晏(249年卒)与王弼(226—249年) 关于情的讨论:“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放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王弼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圣人有情而无累。这句话的确切意义,王弼没有讲清楚。它的含义,后来的新儒家大为发挥了,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 加以分析。现在只需要指出:虽然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许多人是主情派。 前面说过,新道家强调妙赏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我表现的理论,于是毫不奇怪。道家的许多人随地排遣了他们的情感,又随时产生了这些情感。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年),《世说》里有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例子。故事说:王戎丧儿,“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伤逝》) 王戎的这番话,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情派。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动情,倒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例如《世说》有这一则卫(王介)(无此字:ocr)(286—312年)的故事:“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悼,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世说·言语》) 《世说》还有一则说:“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任涎》) 由于有这种妙赏能力,这些有风流精神的人往往为之感动的事物,其他的普通人也许并不为之感动。他们有情,固然有关于宇宙人生总体的情,也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个人感触的情。《世说》有一则说:“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任诞》)
性的因素
在西方,浪漫主义往往有性的成分在里面。中国的“风流”一词也有这种含义,尤其是在后来的用法上。可是,晋代新道家的人对于性的态度,似乎纯粹是审美的,不是肉感的。例如,《世说》有一则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湖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任诞》) 《世说》又有一则说:“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当时中国的风俗,一位夫人是不可以介绍给她丈夫的朋友的。因此韩氏对她丈夫说,这两位朋友下次来了,她想在暗中窥看一下。“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 ‘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世说·贤媛》) 阮籍,山涛(205—283年)妻韩氏,都是欣赏异性的美,而不含任何性爱。或者可以说,他们只是欣赏美,忘了性的成分。 像这些都是晋代新道家“风流”精神的特征。照他们的看法,“风流”来于“自然”, “自然”反对“名教”,“名教”则是儒家的古典的传统。不过,即便是在这个儒家衰徽的时期,还是有个名士和著作家乐广(304年卒)这样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世说·德行》)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 看到,新儒家就是在名教寻求此乐的一种尝试。

Friday, January 7, 2011

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新道家:主理派



    “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玄学”。“玄”是黑色,又有微
妙、神秘等意思。《老子》第一章 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玄学”这个名称表
明它是道家的继续。

名家兴趣的复兴
在本书第八、九、十章 ,我们看到,名家将“超乎形象”的观念,贡献给道家。在三、四世纪,随着道家的复兴,名家的兴趣也复兴了。新道家研究了惠施、公孙龙,将他们的玄学与他们所谓的名理结合起来,叫做“辩名析理”(此语见郭象《庄子注》的《天下篇注》)。我们在第八章 已经看到,公孙龙也就是这样做的。 《世说新语》这部书,下一章 将更多地提到,其中说:“客问乐令‘指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文学》篇)“指不至”是《庄子》《天下》篇所载公孙龙一派的人辩论的论点之一。“指”字的字面意义是手指,但是在第八章 我把它译为“universaI”(“共相”)。可是在这里,乐广(乐令)显然是取其字面意义,解作手指。麈尾不能至几,犹如手指不能至几。 以手指或别的东西触几,平常都认为是至几。可是在乐广看来,若至是真至,就不能离去。既然麈尾柄能够离去,可见它似至而非真至。乐广就这样用辩“至”的名的方法,析 “至”的理。这是当时所谓“谈名理”的一个实例。
重新解释孔子
值得注意的是,新道家,至少有一大部分新道家,仍然认为孔子是最大的圣人。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孔子在中国的先师地位已经巩固了;一部分是由于有些重要的儒家经典,新道家已经接受了,只是在接受过程中按照老子、庄子的精神对它们重新作了解释。 例如,《论语·先进》中说:“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空”是缺少财货。可是《庄子·大宗师》里有一个虚构的颜回“坐忘”的故事,太史叔明(474—546年)心里想着这个故事,对孔子这句话作了以下解释: “颜子……遗仁义,忘礼乐,隳支体,黜聪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义也。忘有顿尽,非空如何?若以圣人验之,圣人忘忘,大贤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复为未尽。一未一空,故屡名生也焉。”(皇侃《论语义疏》卷六) 顾欢(453年卒)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是: “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贤人之分也。二欲同无,故全空以目圣;一有一无,故每虚以称贤。贤人自有观之,则无欲于有欲;自无观之,则有欲于无欲。虚而未尽,非屡如何?”(同上) 新道家.尽管是道家,却认为孔子甚至比老子、庄子更伟大。他们认为,孔子没有说忘,因为他已经忘了忘;孔子也没有说无欲,因为他已经无欲于无欲。《世说新语》记载了裴徽与王弼(辅嗣)的一段这样的“清谈”。王弼是玄学的大师之一,他的《老子注》、《周易注》,都已经成为经典。这段谈话是: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耶?’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文学》篇)这个解释,也就是《老子》第五十六章 中“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意思。
向秀和郭象
郭象(约312年卒)的《庄子注》,如果不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哲学著作,至少也是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这里有一个历史问题,就是这部著作是不是真是郭象的,因为与他同时的人有人说他是剽窃向秀(约221一约300年)的。事情似乎是这样的:两人都写了《庄子注》,思想大都相同,过了一段时间,这两部《注》可能就合成了一部书。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文学》篇的注中说,当时解释《庄子·逍遥游》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支遁义,一派是向郭义。向郭义就是向秀、郭象二人的解释。现在的《庄子注》,虽然只署郭象的名,却像是《庄子》的向郭义,可能是他二人的著作。所以《晋书·向秀传》可能是对的,它说向秀作《庄子注》,后来郭象又“述而广之”。 据《晋书》所说,向秀、郭象的籍贯都在现在的河南省,都是玄学和清谈的大师。这一章以这两位哲学家为新道家唯理派的代表,并且沿用《世说新语》的用语,以《庄子注》为向郭义,称为“向郭注”。
“道”是“无”
向郭注对于老子、庄子原来的道家学说作了若干极重要的修正。第一个修正是,道是真正的无。老庄也说道是无,但是他们说无是无名。就是说,老庄以为,道不是一物,所以不可名。但是向郭注以为,道是真正的无,道“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大宗师》 “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注) 向郭注又说:“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莫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知北游》“有先天地生者物耶……”注) 向郭注还说:“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成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恶识所以然……”注) 老庄否认有人格的造物主存在,代之以无人格的道,而道生万物。向郭则更进一步,认为道是真正的无。照向郭的说法,先秦道家所说的道生万物,不过是说万物自生。所以他们写道:“道,无能也。此言得之于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大宗师》“傅说得之……”注) 同样,先秦道家所说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不过是说有生于自己。向郭注说: “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知北游》“无古无今……”注)
万物的“独化”
万物自生,向郭谓之“独化”。这个理论认为,万物不是任何造物主所造的,可是物与物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关系是存在的。这些关系都是必要的。向郭注说:“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学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大宗师》“知人之所为者……”注) 每一物需要其他的每一物,但是每一物的存在都是为它自己,而不是为其他的任何一物。向郭注说:“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秋水》“以功观之……”注)照向郭的说法,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支同盟国军队之间的关系。每支军队各为它自己的国家而战,同时也帮助了另一支军队,一支军队的胜败不能不影响另一支军队。 存在于宇宙的每一事物,需要整个宇宙为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可是它的存在并不是直接由任何另外某物造成的。只要一定的条件或环境出现了,一定的物就必然产生。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是任何唯一的造物主或个体造成的。换句话说,物是一般的条件造成的。不是任何另外特殊的物造成的。比方说,社会主义是一定的一般经济条件的产物,而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制造的,更不是《共产党宣言》制造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物自生,而不是他物所生, 所以物不能不是它已经是的样子。向郭注说:“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弗能不为也。故付之而自当矣。”(《德充符》“死生存亡……”注) 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向郭注说:“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者也。……治乱成败…… 非人为也,皆自然耳。”(《大宗师》“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注)“皆自然耳”,向郭是指它们都是一定条件或环境的必然结果。《庄子》《天运》篇讲到圣人乱天下,向郭注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放曰天下耳。言圣知之迹非乱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乱。”(《天运》“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注)
制度和道德
向郭认为宇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他们说:“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大宗师》“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注) 社会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人类的需要都是经常变化的。在某一时代好的制度和道德,在另一时代可能不好。向郭注说:“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时过而不弃,即为民妖,所以兴矫效之端也。”(《天运》“围于陈蔡之间……”注) 又说:“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月去)(无此字:ocr)“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注) 社会随形势而变化。形势变了,制度和道德应当随之而变。如果不变,“即为民妖”,成为人为的桎高梏。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应当是自生的,这才自然。新与旧彼此不同是由于它们的时代不同。它们各自适合各自时代的需要,所以彼此并无优劣可言。向郭不像老庄那样,反对制度和道德本身。他们只反对过时的制度和道德,因为它们对于现实社会已经不自然了。
“有为”和“无为”
因此向郭对于先秦道家天、人的观念,有为、无为的观念,都作了新的解释。社会形势变化了,新的制度和道德就自生了。任它们自己发展,就是顺着天和自然,就是无为,反对它们,固执过时的旧制度和旧道德,就是人和人为,就是有为。向郭注说:“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势也;旷然无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会,居师人之极者,奚为哉?任时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大宗师》“以知为时者……”注) 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让他的自然才能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就是无为。反之是有为。向郭注说:“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任。……若乃任驾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而惑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马蹄》“饥之渴之……”注)虽然这样批评,其实这些人对庄子的理解似乎并不是错得很远。不过向郭对庄子的解释,的确是高明的创见。 向郭还对先秦道家的“纯素之道”作出了新的解释。他们说:“苟以不亏为纯,则虽百行同学,万变参备,乃至纯也。苟以不杂为索,则虽龙章风姿,倩乎有非常之观,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质而杂乎外饰,则虽犬羊之(革享)(无此字:ocr)庸得谓之纯素哉!”(《刻意》“故素也者……”注)
知识和模仿
老庄都反对社会上通常公认的那种圣人。在先秦道家文献中,“圣人”一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完全的人(按道家的标准),一个意义是有一切种类知识的人。老庄攻击知识,因之也攻击这后一种圣人。但是由上述可知,向郭没有反对那些是圣人的人。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模仿圣人的人。柏拉图生来就是柏拉图,庄子生来就是庄子。他们的天资就像龙章凤姿一样地自然。他们就像任何一物一样地纯素。他们写《理想国》,《逍遥游》,也若无事然,因为他们写这些东西,不过是顺乎自己的自然。 这个观点在向郭注中是这样阐明的:“放知之为名,生于失当,而灭于冥极。冥极者,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是故虽负万钧,苟当其所能,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养生主》“而知也无涯”注)如果按这个意义来理解知识,那么,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庄子,都不能认为是有任何知识。 只有那些模仿的人才有知识。向郭似乎以为,模仿是错误的,他们有三个理由。第一,模仿是无用的。向郭注写道:“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天道》“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注)“学”就是模仿。每件事物都在变。每天都有新问题,新需要,碰到新情况。我们应当有新方法来对付新情况,新问题,新需要。即使是在已知的一瞬间,不同的人,其情况、问题,需要也各不相同。他们的方法也一定不相同。既然如此,模仿有什么用呢? 第二,模仿是没有结果的。向郭注告诉我们:“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有情于为贤圣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岂直贤圣绝远而离、旷难慕哉?虽下愚聋瞽及鸡鸣狗吠,岂有情于为之,亦终不能也。”(《德充符》“庄子曰道与之貌……”注)某物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一物总不能是另一物。 第三,模仿是有害的。向郭注又说:有些人“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 (《齐物论》“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注) 还有,“爱生有分,而以所贵引之。则性命丧矣。若乃毁其所贵,弃彼任我,则聪明各全,人含其真也”(《(月去)箧》“擢乱六律……”注)模仿别人,不仅不能成功;而且正由于模仿别人,就有极大可能丧失自己的自然本性。这是模仿的害处。 所以模仿是无用的,没有结果的,有害的。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任我”,这也就是实践“无为”。
“齐物”
但是一个人若能真正“任我”,“毁其所贵”,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能够去掉向郭所说的 “偏尚之累”(《齐物论》“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注)。换句话说,他已经能够懂得“齐物” 即万物同等的道理,能够从更高的观点看万物了。他已经登上了通向浑沌一体没有差别的境界的康庄大道。 《庄子·齐物论》中强调了这个没有差别的学说,尤其是强调了没有是非差别。向郭注发挥了这个学说,更加富于辩才。《齐物论》中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向郭注:“将明无是无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则彼之与我,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则天下无是;同于自是,则天下无非。 “何以明其然耶?是若果是,则天下不得复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则天下亦不得复有是之者也。今是非无主,纷然淆乱,明此区区者各信其偏见而同于一致耳。仰观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故浩然大宁,而天地万物各当其分,同于自得。而无是无非也。”
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
一个人若能超越事物的差别,他就能享受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如《庄子·逍遥游》中所描写的。这一篇提到大鹏,小乌,蝉;“小知”的朝生暮死的朝菌,“大知”的万古千秋的大椿;小官的有限才能,列子的乘风而行。向郭注:“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乌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逍遥游》 “蜩与学鸠笑之曰……”注) 可是它们的幸福,只是相对的幸福。如果某物只在其有限的范围内自得其乐,则其乐也一定是有限的。所以庄子在这些故事后面又讲了一个关于正真独立的人的故事,他超越有限,而与无限合一,从而享受无限而绝对的幸福。由于他超越有限而与无限同一,所以他 “无已”。由于他顺物之性,让万物自得其乐,所以他“无功”。由于他与道合一,而道不可名,所以他“无名”。 这个思想,向郭注阐述得很清楚,很雄辩。它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历举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倾者也。”庄子列举各种不同的例证之后,归结到独立无待之人,他忘记自己和他的对立面,也不理一切差别。万物在其自己的范国内自得其乐,但是独立无待的人无功无名。“是放统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则虽大鹏之与斥(晏鸟)(无此字:ocr),宰官之与御风,同为累物耳。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未能无待也。”(《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注) 《庄子·逍遥游》中说:真正独立的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向郭注:“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晏鸟)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性之性也;御六气之变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 “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莫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通”就是“自由”。 在向郭的体系里,“道”是真正的“无”。在这个体系中,“天”或“天地”(这里译为universe)才是最重要的观念。天是万物的总名,所以是一切存在的全体。从天的观点看万物,使自己与天同一,也就是超越万物及其差别,用新道家的话说,就是“超乎形象”。 所以向郭注除了对原来的道家作了重要的修正,还把庄子只是暗示了一下的东西讲得更加明确,但是谁若只爱暗示不爱明确,当然会同意禅宗某和尚所说的:“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本书第一章 已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