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甘泉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中华儿女的肩上。这个判断肯定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不能明确地回答“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便不能明确地回答“为什么要弘扬”、“弘扬什么”以及“怎样弘扬”等一系列问题，那么，上述判断便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所以，只有弄清中华传统文化的确切价值，才能谈得上“弘扬”的问题。
一、 当代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人怀疑，其实，相当多的中国人并不持肯定态度，而在那些倾向于肯定的人群中也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正明确中华传统文化巨大价值和伟大意义的人可以说微乎其微。
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敝履类、泛泛类、古董类、历史类、实用类。
所谓“敝履类”，就是视中华传统文化若敝履，扔之犹恐不及，就别谈什么价值不价值了。这类人 又可分为精英型和附和型。所谓“精英型”，即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所谓“附和型”，即盲目跟着别人崇洋媚外的人。在他们的眼中，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的什么都糟。在这一类人看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简直是“痴人说梦”、“荒唐可笑”。“精英型”在专家、学者中占有一定比例；“附和型”则在一般市民和小青年中占有很大比例。
所谓“泛泛类”，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 知之泛泛的人。他们嘴里念叨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若问他们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怎样弘扬？他们便只好“枉顾左右而言它”了。这类人在那些平庸的官员中几乎比比皆是。
所谓“古董类”，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古董的人。他们很清楚甚至很精通中华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积极收藏，经常品玩，作为传家之宝，但也仅此而已；也有的用以牟取财利，发家致富。前者主要是殷实的文化人；后者则是一般的古董商。
所谓“历史类”，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看作历史文物的人。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深知其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他们不仅自己搞研究，而且大声呼吁社会妥善保护之。这类人主要是国学素养很深又富有爱国激情的人。他们很值得尊敬，但可惜的是，他们只清楚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却不大清楚中华传统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现实与未来中所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用形象的语言表述，他们把中华传统文化当作了“夕阳文化”，竭尽全力地加以挽留，却恨无回天之力，因而往往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壮感慨。他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确实发挥了“保护”之力，却难以建树“弘扬”之功。
所谓“实用类”，就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结合现实社会的需要加以开发的人。他们对传统的文学、艺术、工艺、建筑、饮食、服饰、医药、养生有很深的研究，他们的开发也很有成效，并且已逐步为世界所承认。他们的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其意义毕竟是有限的，因为，所有这些都算不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也不可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上全人类主流文化的地位。
以上，便是现代中国人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状况。如果仅止于此，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根本无从谈起（前四类），或者只能敲敲边鼓而唱不成大戏（第五类）。所以，必须弄清中华传统文化根本价值之所在，弄清它在整个人类社会现实与未来的重大意义？才能真正弄清应当弘扬什么以及应当怎样弘扬的问题。
二、 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什么？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已经融汇成一派浩瀚的巨流。在这巨流之中，那亘古不绝、一脉相承的精魂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
“和”，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也。这种“和”的思想，在我们儒、释、道、医、易的诸多典籍中，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正是所有这些典籍的核心与灵魂。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无论哲学、医学、文学、武学、农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还是各种艺术，都以“和”为一贯的主流、最高的境界。所以李大钊先生有言，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
这种“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精神之中；而最形象而生动的表述，则要算“太极图”棗阴阳鱼合抱、互含，两条鱼的内边天衣无缝，两条鱼的外边是为正圆。这个“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的协调吻合，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三点内涵中，以第三点内涵最为重要，因为从中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反之，凡是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损于自身。这就是我从“太极图”内涵演绎而来的 “太极和谐原理”。这个“太极和谐原理”，无论对于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都是广泛适用、概莫能外的。
从这个“太极和谐原理”去观察世界，可谓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哲和，则哲理圆融；医和，则医道入神；文和，则文风俊雅；武和，则武德纯正；农和，则农耕适宜；商和，则商誉隆盛；人和，则相濡以沫；事和，则相辅相成；声和，则悦耳动听；色和，则悦目赏心；身和，则血脉通畅；心和，则怡乐安祥……故人类与自然应当和，人类本身应当和，每个人的身心也应当和，唯此才是顺应自然法则之正道。
这种“和”的精魂，是伟大炎黄始祖肇造的基因，是我们东方文明固有的特质。它看似柔弱而实则强劲，它具有无所不包的融合性与无所不至的渗透性。正如《老子》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也正所谓“不拒抔土，乃成高山；不捐细流，方为大海。”
正因为这“和”的精魂，悠悠五千年中华文化便如黄河、长江，发源于灵气氤氲的凌云高山，奔腾于气势雄浑的千仞峡谷，融合了八方来汇的千溪百川，蜿蜒而不阻，曲折而必伸，始终以其不凝不滞、磅礴浩荡的气派东流到海。
三、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究竟何在？
要谈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就必须将它与西方文明作一番比较，没有比较便无以鉴别。
上面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一个“和”字，那么，西方文明的特质又在于何处呢？西方文明的特质刚好与中华文化相反，在于一个“争”字。因为，西方文明强调突出个人，强调物质财富。而强调突出个人，务求一枝独秀，必然导致人与人的争斗；强调物质财富，追逐奢侈豪华，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争斗。
对于这种“争”的哲学，其利弊可以用14个字来概括：获显利而伏隐患，得近利而播远忧。
正是由于这种“显利”和“近利”的驱动，包含“争”的特质的西方文明得以盛行于世。经过三百多年“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年所伏的“隐患”渐渐显化为“明患”，历年所播的“远忧”渐渐进逼为“近忧”，才造成目前这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以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为什么提出“可持续发展”？不就因为此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吗？
为什么纷纷要求“回归自然”？不就因为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验到繁华的弊端，转而怀念和向往昔日横遭破坏的淳朴与安宁吗？
为什么大声疾呼“救救地球”？不就因为各种危机的态势已经岌岌可危了吗？
为了对付这些危机，世界各国已经投入了巨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些危机继续恶化的势头。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没有能够从观念上彻底地化争斗为和解棗虽然有所“和解”的举措，但总的还是在唱着“争斗”的老调。
可以断言，只要人类依旧热衷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争斗，人类就绝不可能从危机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而要想彻底地化争斗为和解，就必须高扬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和”的精义。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这同时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夕阳文化”，而是生机不竭的“朝阳文化”。
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恩格斯所主张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从而化解各种危机，缔造一个和平和睦、融融乐乐的人类理想社会。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全球炎黄子孙共同的历史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才能得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中华儿女的肩上。”这样的判断。
需要强调两点：
所谓“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绝非意味着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征服”，而是意味着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融汇”。因为，东方文化的特质在于“和”，是包容性的。
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不等于全部的中华文化，而是指剔除了糟粕的精华部分。如何鉴别精华与糟粕？根本的一条，就看是否符合“和”的精义---凡是不具备“和”的精魂的，便是已经死亡的躯壳，便是已经腐朽的糟粕。
一旦明确了弘扬什么的问题，那如何弘扬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广泛交流，透彻地阐释中华文化“和”的特质及其对于化解当代人类各种危机的决定性意义，逐步达成“和”的共识，从而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艺术、环境保护、生态优化、发展模式、生活方式、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积极地化争斗为和解，以求实现恩格斯所主张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最终缔造一个和睦、和谐、和祥、和乐的人类理想社会。
也就是说，只要让各个国家的学术界、政界和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到中华文化“和”的特质及其对于化解各种危机、缔造美好前程的根本意义，人类社会的和睦、和谐、和祥、和乐，便会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般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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